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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据广州地铁集团14日消息，广佛南环城际铁路、佛莞城际铁路即将开通运营，并将与已开通的佛肇城际铁路、莞惠城际铁路相连，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四条城际铁路贯通运营。锚定重点市场，向开放要活力。金瑞庭建议，通过大力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重大举措，不断做大外贸“朋友圈”。今年以来，我国成功举办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第五轮谈判，与洪都拉斯签署自贸协定早期收获安排；5月，第六届全球AEO大会在深圳举办，我国积极扩大AEO国际互认合作，为促进外贸增长提供更多政策红利。【考古手记】王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以东约10公里的苗桥镇曹楼村，地处豫东平原，地势平坦，北临睢水故道。在这里，发现了具有丰富礼制内涵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折射出显着的社会分化；特殊的葬制葬俗，也反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近日，王庄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历史上，华北平原东部由于黄河多次改道，许多古代遗迹都深埋于厚厚的泥沙之下，因此较之其他地区，考古工作相对滞后，有时甚至给人以“无古可考”的印象。其实，这片土地蕴藏不少历史遗迹，它们在等待有朝一日被拂去尘埃，重现璀璨光芒。1 唤醒沉睡数千年的古遗址  1958年春天，在豫东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河南永城王庄，当地一个王姓农民正在挖藕塘，忽听“当”的一声，铁锹碰到一个坚硬的东西。他捡起来一看，是件方形筒状像石头一样的物件。他并没把这当回事，拿回去给小孩当玩具了。再后来，这件东西不小心掉进粪池里，渐渐被人们淡忘。说来也巧，几年后在清理粪池时，这块“石头”又被挖出，一个路过的旧物货商刚巧看到，以27元的价格买走了它。多年后，考古队员在王庄遗址调查时听到这个故事，惋惜不已，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一件史前时期的重器——玉琮。  然而王庄“挖宝”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当地村民陆续在以前玉琮出土地点附近，挖到古玉或带有彩绘的陶片，一时竟吸引不少人前来寻宝。好在公安部门及时出面制止了村民私挖乱掘的行为，使王庄遗址得到了有效保护。然而“挖宝”这个观念却在当地人心中扎下了根，以至于后来的王庄遗址考古队还常被村民称作“挖宝的”。  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豫东、鲁西南地区的早期遗址大多地势较高，形似大土堆而被称作“丘”或“堌堆”。其实这是由于历史上黄河下游水患频繁，古人不得不择高地而居，并因此造成古遗址地势不断抬升，高于周围地表。正因如此，人们没想到在一马平川的永城王庄附近，地下竟然会埋藏着一座史前时期的大型聚落。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21年。是年，永城市苗桥镇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集中整治农村环境时，意外地在王庄村南池塘南岸挖到一批古玉，包括双联玉璧、玉瑗、玉坠等，同时出土的还有部分骨器及彩绘陶片。苗桥镇党委书记蒋建对此十分重视，当即指示就地封存出土文物，上报永城市文物管理部门，并联系到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袁广阔、河南省文物局研究员张志清等考古专家，对王庄遗址的历史价值与学术意义作出科学的评估。  由上述专家酝酿推动的河南永城王庄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随即拉开序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3月，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王庄遗址展开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唤醒了这座沉睡数千年的古遗址。2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惊喜  懂行的人都知道，能够出土玉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往往级别都非同一般。因此大家从最开始就判断，王庄遗址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史前聚落，也对接下来的发掘满怀期待。然而，实际的发掘过程并没有像想象的那般顺利。  2023年春，联合考古队进驻王庄遗址后，首先将目光投到早前出土大量玉器的村南池塘。我们抽干了池塘里的水，并沿池塘南岸边缘切出一个长长的地层剖面，希冀通过观察土层变化，寻找重要的遗迹现象，同时也想看看池塘底部是否有残存的早期墓葬。我们看到，耕土下有一层厚1米~1.5米的黄河淤积层，其下至少有三到四层夹杂大量红烧土颗粒的黑土层，最深处距现今地表4米左右。由此看来，这个遗址的地层堆积确实比较丰富。2023年4月，在村南池塘底部的清理工作中，虽然未能发现早期遗迹，但采集到了1件残损的玉钺及数件史前玉器的残片。这使得考古队员坚信，村南塘附近应该就是遗址的核心区所在。  按照国家规定，考古发掘用地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在报送材料等待批准的漫长过程中，当地政府积极协助考古队在王庄村中找到一片空闲的宅基地，作为临时发掘地点。5月中旬，考古队在此布设了两个探方，开启了王庄遗址的正式发掘。清理完现代垫土层、黄河淤积层后，我们很快发掘到文化层。这里的地层堆积与村南相似，淤沙层下依然是较厚的黑土层。经过近一个月的发掘后，考古队员不禁有些失望——这里地层中的包含物甚少，除了少量晚期扰坑外，也不见像样的遗迹。好在此时发掘用地申请获批的消息传来，考古队立即沿村南池塘南岸布设了两排共12个探方，决定将下一步发掘的重心转移到那里。  6月10日，当地麦收完成，考古队即刻破土动工。大家对即将开展的考古工作充满无限憧憬。从前期调查来看，以前出土玉器、骨器及彩绘陶片的地点主要在村南池塘西段，推测那里极有可能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墓地。而2022年当地整治坑塘时发掘出的那批玉器、彩绘陶片等文物，考古队员判断应出土于一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循着这条线索，似乎只要在村南池塘附近开展发掘，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就唾手可得。  六、七月的豫东，骄阳似火，王庄村南的发掘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无论是考古队员，还是参加实习的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师生，都难掩内心的激动，期待亲自参与见证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按照地层发掘顺序，考古队员开始在村南地点依次清理现代耕土层、黄河淤积层，随后开始文化层的发掘。这时，一座东周墓葬逐渐显露出来，表明此处在东周时曾作为墓地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晚期地层中发现了较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陶片，东周墓葬的填土中也出土了两件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下层的早期遗迹好像“呼之欲出”。  8月，在大家的期盼中，村南地点的发掘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然而，情况却变得有些微妙——好几个探方的东周阶段地层堆积下，都露出生土的迹象。“生土”是指未经人为扰动的原生土壤，一般见到生土就意味着发掘工作的结束。8月中下旬，村南地点多数探方的发掘工作相继宣告结束，然而直到此时，众人翘首以盼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也未见踪迹。与此同时，考古队也正面临着双重考验，那就是盛夏时节的酷热与雨季。  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原本作为临时发掘地点的村中探方，此刻却出现值得关注的迹象。在这里，考古队员清理完东周地层后，突然发现一排早期陶器出露地表。我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但由于土色极难辨认，始终划不清遗迹的范围，发掘工作一度停滞。得知这一消息后，袁广阔与岳洪彬立即赶赴现场，指出这应该是一座史前时期的大型墓葬，后来的发掘也证实了他们的判断。在专家的指导下，考古队成员迅速找到办法，划出了大墓的准确范围。与此同时，大墓周围的东周地层下面及灰坑底部，越来越多的陶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原来这里才是考古队苦苦寻找的大汶口文化墓地。  10月，随着村中发掘区各个墓葬范围的逐一划定，一处南北成排、东西成列的大汶口文化墓地较为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其后的发掘还证明，已发现的这些只不过是这处墓地的上层墓葬，在墓地的中、下层还有更多的墓葬等待被揭露。3 “有意打破”的罕见葬俗  11月，遗址的勘探工作也有了突破性进展。通过密集钻探，在遗址核心区即王庄村周围，发现一座中型环壕遗迹，其平面总体呈圆角长方形，东西宽250米，南北长350米，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以此为基础，考古队向外围展开探查，至12月底初步探明遗址介于武庙、王楼、前曹楼等几个村庄之间，东西宽500米，南北长1300米，总面积达63万平方米。由此确认，王庄遗址不仅仅是一座大墓，而是一个史前时期的大型聚落。  与此同时，村中大汶口文化墓地也不断有惊人的发现。11月中旬，我们清理遗址中最大的墓葬ⅣM3时，在墓室中部发现一组石圭，其形式有尖首、平首两类，与后世的玉圭如出一辙，专家认为这是迄今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圭”。12月初，我们在清理墓葬ⅣM6时，发现一组由30多件玉璧、玉珠、绿松石片组成的面饰，覆盖于墓主的额头与面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墓主的左右眼眶处分别覆盖着两件玉璧。古人死后下葬时有遮掩面部的习俗，所用之物即称为“覆面”，由于其核心功能在于遮挡眼睛，因此又称“幎目”。王庄遗址ⅣM6出土的玉面饰，显然已具备覆面的核心功能，可以确认是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玉覆面。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所显现出来的葬俗葬制也更加令人惊讶。我们在这处墓地发现了较为罕见的墓葬间“有意打破”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后人在营建墓室时会有意挖开早期的墓穴，并保留早期墓主的骨骼及随葬品，再次埋葬新的逝者，从而形成上、下两层墓葬墓主骨骼相叠，两墓随葬品连续堆放的奇特景象。这种葬俗目前在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还没有见到，是史前时期王庄聚落群体特性的文化表现。  如今王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政府依托考古发掘成果，启动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以期让更多民众了解这片古老土地的厚重历史。